记得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在课上给我们讲本系毕业的牛人，提到了钟毅师兄，说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每次导师一到实验室谈课题，他就凑过去听，久而久之，他的见识就比同时进实验室的人强。后来他博士毕业，也没做博后，就在冷泉港拿到了教职。可能是出于对牛人的敬仰，我记住了这句话。当我自己进了实验室，潜意识里总想着这句话，不过稍微扩展了一下，不仅是导师谈课题我凑着听，其他的senior（资深）成员谈课题或实验技术时，我也特别留心。最初一年，只要我手头没实验，总喜欢旁观实验室里senior成员的操作。
导师施一公做实验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他似乎脑海里早就设计好了各种操作，一旦做起来，一气呵成。并且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细节，甚至小到枪头的使用序列、标签纸的折角；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的“小手脚”，经他解释才知道，这些都是为了避免实验操作中由于瞬间分心而可能造成的失误。有时，一个小失误就可能让整个实验前功尽弃。一公经常说的是：“不是我们做实验操作快，而是我们犯错误少，弯路走的少。”
施一公（图源网络）
并且，一公让我学会了什么叫严谨操作和大胆尝试的统一。在课题徘徊不前的关键点，他经常会有一些出人意表的主意。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我读博的后期，自己因为一些连续的成功，变得很自信（甚至已经自负而不自知吧），在一个很艰难的课题上，我们为了一个实验设计争执不下。我在脑海里演示一遍，觉得基本上是浪费时间，拒不肯尝试。一公于是自己去做，竟然成为该课题成功前的临门一脚。为此，我抑郁良久，但从此思路也打开了一大片。是啊，只要follow logic（符合逻辑），有什么是不能尝试的呢？
在普林斯顿读博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看师姐吴嘉炜做实验。她做事极其利落，工作台一直都是有条有理，做完实验，立即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的字又漂亮，看她的实验记录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赏心悦目。而且，嘉炜基本不熬夜。她是实验室作息最有规律的人，可是工作量却不比任何一个人少，甚至更多。嘉炜教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好好在脑子里预演一遍第二天要做的实验，包括一些可能出错的环节和细节，总之就是要事先做好统筹工作，第二天做起实验时候有条不紊，节奏感自然就出来了。
果然，尽管在实验室的第一年整天被我那不知道成心还是有意的导师念叨着B型血的人马虎，我对做实验的自我感觉可是越来越好。尽管几乎两年的时间都没做出任何可以发表的成果，但是我确实是沉浸在其中，对实验着迷。
柴继杰是我们实验室的大牛，也是最不科班出身的。但是我后来一直觉得，继杰真聪明（反正我觉得对下围棋、打桥牌上瘾的人都聪明）。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是“天马行空”。和继杰一起做过不止一个课题，我发现他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会自创一些protocol（实验流程）。后来，当我的经验多起来了，不由得感慨，可不是吗，生物学研究里哪里这么多的“常理”？所谓protocol，不过都是经验的积累。只迷信别人的经验，又怎么能创新？有好几个课题，都是因为继杰的不拘一格而突破了瓶颈。他的风格对我影响颇深，让我后来总以偶尔的“歪门邪道”为荣，并且屡屡成功。
柴继杰教授
嘿嘿，观察中也会发现一些反面例子，自己尽量避免。此处不赘述
不仅是看他们做实验，当实验室有任何课题讨论的时候，我总尽可能地凑过去。耳融目染中，不仅偷学了一公指导学生的方式，也从其他人那里偷师不少。大家思考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一些小窍门，我都会在脑子里打个转存下（唉，忽然发觉，那时候的记忆力是真好，基本过耳不忘。现在不行喽
）。
几年下来，慢慢地发现，我也逐渐变成实验室里点子比较多、实验操作比较巧的人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在实验里犯错误不可避免，不论是刚进实验室的菜鸟，还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我自认为的一个好习惯就是：记住每一个错误，不仅是自己的，还有听来的、看来的身边每一个人的操作失误，同样的失误绝不犯第二次。我一般对于失误过的操作都印象格外深刻，并且很愿意告诉别人，防止别人再犯。比如有一次，跑gel filtration（分子筛层析），用SD200的柱子。我偷懒没设压力保护，而输入流速的时候，竟然把0.5设成了5。幸亏我当时就在旁边，立即停止FPLC。尽管如此，不过几秒钟的时间，柱子已经矮了一节（幸好后来调试了一下，柱子没废，接着用下去了，但真让我心有余悸）。这个错误告诉我两点：1）压力保护任何时候不能偷懒不设 2）在实验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能离开。看，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我还记着。后来当然是再没犯过一次同样的错误了。
现在我对自己实验室成员的要求也是：你第一次犯错误，只要不有意隐瞒，不论多严重，我都不批评；如果在组会上公开讲出来，我还要表扬你的诚实以及提醒他人的善意；但如果同样错误犯两次，对不住，我不得不批评了。
在一年rotation（轮转）之后，2001年4月2日我进入施一公实验室读博三年多，第一年基本是在各种磕磕绊绊中走过；到2003年1月11日，被导师表扬终于会做实验了——通过小半年从形成假说到实验中处处碰壁的摸爬滚打，直到那一天我做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assay（生化实验），再以后的实验课题基本是做啥成啥。也许，真的是在前面经过了所有能够经历的失误与失败，记住了，改过了，后面只要实验设计是合理的，做出结果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所以，大家急什么？看看当年的我花了多少时间在打基础啊！
我这么多年的感悟就是：
要想获得自在，不论什么性别，都先得有独立行走的勇气和底气。
从2003年1月11日开始，我做实验一发而不可收拾。手上同时有三个相关的课题（都是细胞凋亡通路上下游的），但一点都不觉得慌乱或是应付不来，依旧得益于师姐教的在脑子里预演习惯、以及一公一直说过很多遍的：
1. 不要总是追求完美、幻想总是一次实验就大功告成，而是要把实验尽可能趟到最后，在一套完整实验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
3. 好好记实验记录，束手无策的时候就去翻自己之前的实验记录。
2003年春天之后的整整一年半，可能是我做实验疯魔了的状态（完全没有外界压力，就是自己陷进去了）。几乎每一个课题都是实验室不止一位学生、博后啃过的硬骨头，而回头看，每一个课题最终也都是不走寻常路才做出来的（啊，感觉我需要找个时间写写有关这几个课题的回忆录了）。真过瘾啊！以至于我总觉得那一年多才是我小宇宙爆发的时期。在殚思竭虑想主意以外，实验是怎样做的呢？
比如当时我需要拿到三个复合物用来结晶，一个一个多慢啊，干脆就并行着来：每种复合物养8升E. coli，一共24升，需要俩摇床。为了能够不让离心机、FPLC等仪器成为限速步，我就跟实验室其他人打时间差，可以两台以上的仪器同时用。从收菌到affinity column（亲和层析）、ion exchange（离子交换柱）、limited proteolysis（限制性蛋白酶切）、gel filtration（分子筛），别看听起来很复杂，但那时候已经可以做到不用多想都能每一步完美衔接，完成所有这些也不过就是12个小时左右，还能在等实验的间隙吃个饭。好了高质量的蛋白拿到，冻起一批，再拿一部分新鲜出锅的直接开始结晶实验。印象里是27个24孔板（tray），每个孔3个液滴，我那时候的手速大概是每小时4个tray。差不多8个小时，完成结晶。这样，大概连轴转一整天24个小时，同时安排做好下一批实验的筹备工作，然后毫无心理负担地回去睡上十几个小时。
有了晶体也不是大功告成，还需要解决相位问题才能解析结构。当时为了CED-4/CED-9，有半年时间，大概每两周要去一次位于长岛的synchrotron（同步辐射）。因为太过频繁，正常申请的机时根本不够，所以我们总是申请线站的维护时间见缝插针，也就是晚上11点到早上7点的8小时。所以这半年，我每两周的有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下午把车开到实验室后面，回到实验室，小小的三层cart（小推车）最上面是显微镜，中间是层层包裹好的放着宝贝晶体的泡沫塑料箱（那时候还没有提前冻好晶体的习惯），下面是工具箱和零食袋子，然后自个儿把这一套东西连同小推车一起一样一样搬到后备箱里。开车两个半小时左右去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BNL），一样一样把后备箱的东西再推到线站。然后跑到附近的Joy Luck Club（喜福会，名字来源于一部电影）中国餐馆吃个饭，回到BNL临时宿舍睡上俩小时，抖擞精神开始八小时实验。早上实验收工，再一样一样收拾好，直接开车打道回府（这么多次，竟然只因为走错路跨了斑马线变道，吃过一次188刀的罚单，还蛮骄傲的），在实验室放好东西回家没心没肺睡到傍晚，满血颠颠跑回实验室开始新实验。
半年里十几二十来次，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人，只偶尔实验室其他人恰好有晶体，会结伴同行。记得有一次带着师弟去做实验，路上遇到塞车，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的车门被旁边的大货车给刮了。警察过来看了看，让我们赶紧挪一边去，别阻碍交通，自己保险解决。我当时比较无措，打电话给老大求援，这个回复我真是永生难忘：“你们人都没事吧？哦，那就好。那赶紧开车上路吧，你车里的晶体可比你的车贵重多了”。虽然我那是才买了不到一年的新车耶，但竟然发自内心地觉得他老人家说的很对，毕竟比起为了这些宝贝晶体付出的心力，一辆车算个啥。所以这个难忘是因为那一刻我前所未有地明白：所谓价值，在于你最看重的是啥，与金钱无关。
回头想想，那半年下来，也从来没觉得有任何事情是自己不能处理的，压根没觉得因为是女生，体力可能不好啊、会不会有安全问题啊。如果说我的意识里有任何与性别沾边的东西，那就是一直洋洋得意地觉得继杰和嘉炜回国以后，俺终于是大姐大了，那当然要最强悍了。
反正我这么多年的感悟就是：要想获得自在，不论什么性别，都先得有独立行走的勇气和底气。独立行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很多人好多时候只是自己先吓退了自己而已，真因为一件事情陷进去做起来，哪有时间顾虑啊，大胆往前冲就是了。
